最佳红簪子拍摄过半导演跑到演员面前连说带演汤潮武冈栗雅馨林良乐罗美玲

《红簪子》拍摄过半 导演跑到演员面前连说带演

初冬的白鹿原，金黄色打底，电影《红簪子》已拍摄过半了。在这个离西安市不太远也不太近的白鹿原影视城里，旅游的看客们目光聚集在关中风情的街道上，嘴里竞相哈出糖饼或油泼面的

初冬的白鹿原，金黄色打底，电影《红簪子》已拍摄过半了。在这个离西安市不太远也不太近的白鹿原影视城里，旅游的看客们目光聚集在关中风情的街道上，嘴里竞相哈出糖饼或油泼面的热气，而在街道另一处，《红簪子》片场内，导演监视器跟前，郝平正目不转睛盯着屏幕。

咔！ 他突然喊了一声，站起来小跑到演员面前，连说带演，领着演员一块儿走戏，身上和他们一样，也是一身儿西北农民的粗布衣裳，讲戏的时候，身边时不时有工作人员被逗笑。在这部戏里，他除了做演员，还要做导演。

是2009年那部大热电视剧《蜗居》让郝平和海清、张嘉译等演员一起走到了大众范畴的视野内，但实际上从1988年直到现在，郝平始终没间断地工作在舞台、荧屏和银幕上，期间还做过8年配音演员。

这部《红簪子》剧本出自史建全之手，对，就是圈里人都尊称为 史爷 的编剧大师，曾写作过《无悔追踪》《鬼子来了》《三枪拍案惊奇》等作品。再细看这部电影背后，你同样能发现它不容小觑的阵容：出品人谭秋宁，正是2015年中国内地 年度最佳影片 《一个勺子》的出品人；而总监制江平，是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的副董事长和总经理。

作为一个从未学习过导演专业的人，郝平这部从演员正式转行至导演的电影处女作，是凭借什么得到了内容和制作上的强大支持及认可呢？他具备多大的能力，或者魅力？

拍那些胡说八道的东西，我会笑场的！

郝平身上有那种理想主义的演员常常会显现出来的特质：诚恳、直接、谦和，也无惧。描述一场戏的时候，眼睛里会闪光，一种来自演员的细腻生动的深情，心里满当当是戏，装着那些灵活的画面。但他的理想主义是不止囊括了深情和身体力行，还包含非常准确清晰的个人指向。

我拍的永远是现实主义题材 ，他说， 我永远不会去拍玄幻的东西，不接受，而且是抵触，我会笑场的。

他没有演过任何一部吊钢丝的戏。一根钢丝吊下来，凭空从天上飞下来一个人，用剑气写一个字，他会说，别扯了。 这不就是胡说八道吗？违背了我对艺术的认知，我觉得那是外太空的生物，和我从小受到的戏剧教育背道而驰，戏剧教育是非常简单的，真听，真看，真感受 ，由戏剧出身的他无比在意这三朱哲琴件大事：做什么，为什么这么做6 、高效力：1键复位，怎么去做。不是不可以演，有真实可信的人物性格就可以演，言行举止都不能是生造的。

所以史爷的本子彻底打动他，大情怀之下的小人物，在特殊的语境和地域性之中说着属于他们自己的语言，并且有些话还说得挺狠，是很多写电影的人连碰都不敢碰的那些词儿，史爷真写。《红簪子》里有一场戏，劝人把刚捡回来的小孩儿扔掉，有一句台词： 还不如当初就把他娘的眼子堵上，不让这孩子生下来！ 狠吗？狠，可你听上去是舒服的，因为这就是那张羽伟个人物在那个时候最应该说的话。

什么是应该说的话？就是人性里特别有味道的那些东西，爱，嫉妒，还有很多小情绪。北方农村地区对爱的理解，是有地域性的，这个故事永远不可能发生在香港，或什么别的地方，只可能发生在中国北方，特有的环境下才会出现的人和事，根植在现实基础之上的故事，看似有局限和约束，反倒是给了郝平一个想象力的支点。

二度创作是一种美

《红簪子》的故事从1936年一直描写到2017年，一个庞大的时间跨度，正好是新中国的发展史，也是充朔州满创伤的那些年。一个女人为了爱，守候一生，又历尽变故和动荡，这难免让故事显得残酷心酸。 但我拍一个电影，真的是为了去呈现那些残酷的东西张惠妹吗？ 郝平觉得不要。

同时视察挤出压力以确保系统压力不会太高这个故事的时代里，有一个特别传统概念里伟大女人的形象，但这个和我们现在的关系不是特别大，我会在二度创作的时候加进去别的东西，以幽默诙谐为底色，笑中带泪，泪中带笑。残酷性是有的，但不刻意去呈现那种残酷，反而是幽默和机智的东西会更有力量。

早先剧本里，有四个女孩子被嫁给了退伍军人，几个老兵，有的在战争里断了腿，有的瞎了眼，有的缺了胳膊， 一个十八九的小姑娘，扶着一个身体残缺的老兵，从画面上首先就只会呈现出两个字 残酷，它不可能是美 ，郝平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他不要过多的残酷，他要的是幽默， 我不想过多展现那个年代对人造成的扭曲 ，在导演的身份和视角内，他对这份工作并不生疏，也不迟疑，他没有侥幸，因为凡是导演让你看唆使位移与受力值的关系为：动、整机倾斜或操作时回油过猛、冲击造成推板松动或缓冲失灵等到的，就都是他想让你看到的。

一开始看剧本的时候，郝平不喜欢那个苦劲儿，太苦了，一个女人经历了一系列特殊年代， 那是否这样呈现，取决于导演究竟想要什么。我不想要它的残酷，我只要它的幽默。 要把一个苦情的剧本拍成风趣的喜剧，可又不是纯粹粗暴地去修改剧本，除了史爷自己绝对不同意修改，郝平也不准备把焦点放在如何去修改原剧本上，剧本是既定的，导演的工作是选择去呈现什么，才使其成为一个导演作品， 我在这个本子里看到了很广阔的空间，而且是我可以如鱼得水的空间，虽然每个人创作的时候，想法都不同，但我们能用自己的方式达到某种契合 ，既守住剧本本身，也守住导演的表达，这才是二度创作的美和意义。

我很清楚的知道，我是个喜剧导演。

一听到那些定义特殊年代的专有名称，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苦，而且有一种被命运重压到喘不过气的感觉，是没那么舒服的，但这就是剧本原来的故事线，怎么拍，一个导演有一个导演的处理方式。

郝平想把特殊年代的戏用一种幽默的方式来做，要好玩，要让你哈哈大笑的时候，又一下子有点心酸，但很凄惨可怜的时刻，又要一下子被另外的事情打破。这才是喜剧。坚持用幽默去处理残酷的东西，就像他坚持用幽默去生活，舞台和现实世界一脉相承，说到底做导演，其实还是在做人，什么样的导演就拍什么样的电影，是 你选择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

郝平自己的性格，不喜欢苦哈哈的东西，爱开玩笑，爱把现场气氛搞得其乐融融，爱把玩笑不经意间融入戏里。 在我这个组里，不允许出现骂大街的情况，每天创作会的时候我都在说，来到剧组都是亲人，都是来帮我们的，一定是这样能出来好作品，你如果破口大骂，别人压力一大，一紧张，全完蛋。

多年演员经历，郝平出演的大部分是喜剧，从骨子里他就对悲情或苦大仇深的态度很反感， 干嘛非要用那种视角去弄呢？现在想想以前演的一些戏，我要是再来一遍，肯定也给它搞成一个喜剧 ，他说。悲情的，有别的导演喜欢，那就让别的导演去拍，郝平绝不，他认定自己了，就是一个喜剧导演， 我只能成为一个导演，就是一个叫郝平的导演。

于是，他在那个时代的那样一群人身上，试图从喜怒哀乐的，有趣的，有关怀的，有猜疑的多面性里，寻找出每个人物的特质，一种在这里生存下去的能力，是非常机智且幽默的东西。 我不会出现一句口号，我不想让它出现口号，就是不要让它出现，这样反而好像形成了一种影片的风格，史爷有句话写得很准确：不管好人还是坏人，是人都得活着。

这样的情节，哪里是写得出来的？

郝平曾经在《毒战》里出演 哈哈哥 ，一个在码头贩鱼的大哥，原来的剧本里却没有这号人。不，应该说，是没有原剧本的，杜琪峰拍电影没有剧本，他沿用了最传统的戏剧幕表制，一份大纲，没有台词，甚至连大事件都不会有。哈哈哥在大纲里其实是 虾蛤哥 ，被杜琪峰用不标准的普通话讲出来，听上去就像嘻哈哥，在郝平的提议下，这个人物才变成了最后的哈哈哥。

和杜导聊戏的四五个小时之中，郝平注意到旁边还有一个人，长发，在迅速记录着聊天内容。两天之后，郝平一看新的剧本，和自己聊的内容一模一样，也才知道那个长发的记录者，是韦家辉。

拍这场戏的时候，本来所有人都以为晚上九十点就能收工，但杜导突然让大家全回去休息，不卸妆，凌晨四点再过来拍。凌晨四点，从演员到场工全都是迷迷瞪瞪没睡醒的样子，导演就是要所有人都有那种眼里带着血丝的状态。

你让一个演员演出毒贩的样子，那太难了，演什么？不用演，那种说不出来的愤怒，混沌，很复杂，但出来以后就是毒贩，这一点我太佩服杜导了，我相信这是他特意安排的 ，郝平 希望自己也能这样去创作，这样出来的东西是最有智慧的灵感的，是编剧没办法一开始就写好的 。

和大师级导演一起工作的经历让郝平深信，全员的灵感都要吸收，不管是演员，还是现场摄影团队，每个人在自己的视角下，想法都不同，有意思的就都要用。 这是这次创作团队让我最开心最愉快的地方，我不喜欢他们只是按照剧本工作，没有创新，我特别不喜欢 。

这个团队让我感到很骄傲

没有专门去进行过任何导演专业的学习，但郝平对自己的电影处女作全然有信心。 我干这个行业很早，经验太足了，十七八岁就在剧组当场务，算下来做演员也快三十年了，对人跟人之间那种微妙的关系和情感的把握，我相信有些没做过演员的导演，不一定有我这么敏锐。

从细微处着手，再生长出一场戏，这可以说是非常郝平的一种导演手段了，用一个眼神或一个动作来替代其它累赘的表演，并且在拿到剧本的时候，所有角色他都自己预先演一遍。

什么是好的导演呢，有些导演会非常禁锢在自己的思想里，一定要演员走到某一个位置，说台词。台词一句不能改，机位摆好了，演员过来，坐下，说台词。 我就觉得为什么，你都不知道演员会怎么演，怎么就要让人先坐下呢？ 郝平会说，我先给您演一遍，您看看这样好不好。好的东西就是要用啊，轮到他自己做导演的时候，他就是这个态度。

有些电视剧为了抢戏，一天要拍二十几场，可以套拍，大家都知道，但只要是稍微好一点的剧本，我还是会纠结的，哪怕你不给我正面呢，就给我一个背影，我没关系。

把大家的力量凝聚到一起汇总，吸收，最后做出一桌满汉全席，这是郝平所认为的导演功课。 我们都说电影是导演中心制，是导演的个人意志，但我不这么认为，我觉得导演是一个召集者，编剧有编剧的思想，美术有美术的思想，包括服化道，都有他自己的灵感，我把他们的灵感抓到一起，做了一道菜，这是一个好的导演。

他不信这世界上就有一套一开始就完完全全设计好的剧本，能毫无变动地执行到最后。故事框架一定是准备好的，但每个演员都会有自己的特质，按照每个人的特质去导戏，演员演得爽，观众也看得精彩，所谓变化，是个常态。

前几天，剧里的女演员在朋友圈里说，最近突然喜欢上了脏兮兮又帅气的自己。这让郝平相当有成就感， 我发现她身上有一种特质，直接，胆大，情感细腻，能立刻进入到情感状态里，找到人物的那种感觉，她平时的步态和说话的样子都变化了，就和戏里的人物一样，这个对我来说就是很大的骄傲 。

摄影团队，和郝平也是老相识了，知道他的风格，知道他要什么，这已经不是头一次合作了。在郝平心里，摄影老师们是一种 相互给力 的存在，他们有一种宽容而专业的姿态， 我们摄影师完全不控制演员，不可能为了一个多美的画面去限制演员表演，我们不是摄影展，控制他干嘛，就让他演戏嘛，这么多年我也遇到过太多这种情况，最后会变成什么呢，演员会觉得那行吧，就这么来吧，没有任何想法，快速演完，可是，这有什么意义呢？

最大的难度是经费，没有这个问题我什么困难都没有。

他说自己还是有点捉襟见肘的，有一场拍摄，他让道具去村里买一些鸽子，一问，要不没有，要不鸽子还挺贵。这意味着你最好只拍一条，一次就成功，但鸽子哗啦啦飞走了，角度不行，就得再买十只，然而再拍也不见得就可以，因为你不知道鸽子会往哪里飞，只能一遍遍去抓，你不可能跟鸽子说，来，我们先走遍戏。

郝平最后扔掉了这个想法，也不给自己添麻烦。但如果经费足，他还是想这么拍， 吴宇森不就放鸽子吗，拍六百条，总有一次能撞上，我现在要是拍六百条，制片人该过来喊我走人了 。

拍摄自然灾害时期的场景，他需要一片极其荒芜的环境，但白鹿原附近的农村山地还是会有植物，玉米地，高粱地，种着庄稼，找不到一个地方是完全能避开这些植被的。 我们不是几个亿的大片，要是有几个亿，那我就直接把剧组拉到无人区去拍这一段 ，但后来他无意中有了个灵感，不拍大全景，用老乡们会垫在地上坐的那种玉米皮子，巧合中凑成一个 饥 字的形状，这种妙趣大概只有中国人最能会心一笑，这不就是我们传统的 人海战术嘛，奥运会翻牌子的感觉，很中国的一种方阵 。

投资人其实有一种非常洒脱的心态，一早就告诉郝平，别有顾虑，想到什么，就尽情去实现。可他自己会想啊， 我不能这么干，我肯定会顾及到商业上的事情的，只能是尽量在我能做到的情况下，不损失影片层次和质感，又加入商业片元素，这样才是个称职的导演，要不然人家找我，只是让我过把瘾吗？ 他是想成为一个商业导演的，一个商业喜剧片的导演，有可能，是商业里最文艺的那种。

有多少钱，办多少事，在允许的情况下尽量去 做梦 ，这是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并存的郝平导演， 如果投资人给两亿，我完全可以拍得更好 ，他的多年梦想，是拍枪战片、动作片，他还有一个梦想，搭一处景，让所有游客走进来的时候，都换上戏里的服装，他设置好钢索，机位，全程偷拍，直到影片上映，游客们都不会知道他什么时候开的机，让这些原本置身事外的人，无意中成为电影的一部分。 游客拿拍都没有关系，我就把这个电影变成一个有超前意识的东西，这种感觉多棒啊！

最后又说回杜琪峰，说起《枪火》里那场经典镜头，六个兄弟在走廊上的漫长等待，等待随时冲进房间，去杀死他们的兄弟老七。百无聊赖之中，几个杀手一来一去地互相踢一个小纸球。这凶杀之前的消遣，安安静静地震撼人心。

怎么写出来的？他问杜导。杜导说，写不出来，就是在现场看到了那些无聊的工作人员，正踢一个团成球的通告单，这就是最有力量的戏。不是运气，郝平觉得，这是一种作为导演的能力，就算杜导当时没有看到这一幕，但他仍然可以拍出一场好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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